病了就免不了要和医院打交道，我自然不能免俗——发烧的第二天就去临家近的一家医院挂了急诊，虽然是家听说吊水能把人吊死的医院，但我想发烧这样的病总不至于把我弄成什么样吧。结果，打了个退烧针，挂了两瓶水，发现虽然这家医院不至于把我吊水吊死，但也不能让我好好活下去，所以第三天我就转战去了苏州最好的一家医院，离家挺远的，打车25元左右。

接下去的日子我就和那家医院耗上了，由于是苏州最好的医院，所以每时每刻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的时间每次都特别的漫长，不论挂号、缴费、化验、诊断还是取药。在这家医院里我共看了三个医生，看到第三个专家门诊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我发烧的症结点——化脓性扁桃体炎，然后医好了。每个医院看病的时候会对前一个医生的诊断及用药摇头评述一番，一般都会这么问我“你是……为什么要给你开……”？气息奄奄的我每次都觉得很难回答医生的问题，所以每次我都弱弱地说“我也不知道啊，是医生开的”，然后下一个医生仿佛满意了我的态度和回答，摇着头说“这是不对的，我给你开……”，如此这般，炮制了三次。

同时我还和这家医院的输液中心耗上了。大医院的护士水准确实也高，以我这么细的静脉，居然还能坚持到第九天在我伤痕累累瘀青漫漫的双手上找到位置，毫不手软地一针见血下去，让我在惨烈之余，也对她们的专业产生敬意。估计换成最早我看病的那家医院，我早挂到脚上去了。

这家医院还有一个盛景，就是充斥着实习护士。这些小MM们让输液室里的病人们如临大敌，每每戳针的时候，轮到老护士戳针的总显得轻松一点，但轮到实习护士的，不客气的基本都会直接说“你叫你老师来帮我弄吧”不留情面，实在一些抹不开脸去的，总一副视死如归状。像我这样的倒也好，手伸出来，就直接让她们自己知难而退了。其实倒也不是我们不给新人一些成长的机会，实在是有一些工作，它付出的代价就是人身体的代价，太过于昂贵。看着那些年轻的实习MM们手忙脚乱换个水拔个针都那么艰涩的样子，真想跟她们说，在学校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多花点心思好好学呢？

一个实习护士一脸天真地问我身边那个输液的病人，你身上长的是什么，好有意思啊？病人很尴尬地说，是脓疮。这种真的让人联想不起可爱来，而只觉得怎么这么像阿娇当年一句“好傻好天真”呵。

病了一个多星期，确切的说是9天。这对于我自记事以来，好像只有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像这样的高烧不退。当时爸爸很严肃地告诉我，我再不退烧，他就抱着我去跳长江。那时候太小，我所有的记忆就来自这么句话。

这次病得让我有点始料未及，从武汉出差回来一下子就病倒了，习惯性以为是抵抗力下降受寒后的症状，以为睡一晚就好，结果是反反复复一直病，病到最后我也不能判断我是不是真的好点了。

惶惑不已。

可能是跟武汉八字不合，下面我是尽量地再不去那个城市了。

这种长时间的病倒也养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每天总睡到9点多的样子醒来，然后行动缓慢地洗澡换衣喝点粥打车出门去吊点滴，基本等到医院输液中心的时候是中午11点多，输液3-4小时，然后或者病情依然不稳定再去问诊或者稍稍稳定点就吃点东西回家睡觉。每天都如任务般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喝白水、输液、睡觉。包里总随身带着几样东西：病历卡、体温计、水杯，还有输液时看的书。天气倒是很好，苏州古城的老街小巷，看到阳光透过密密的香樟树叶洒下一地斑驳的时候，总能比在园区让你更深切地体会到初夏要到了。而这春光提醒着眯着眼睛有气无力地在街头等红绿灯的当口的我只觉得身体不适又一人在外的愈发悲凉。

趁着这个机会倒看了不少书，隔夜的报纸、最新的杂志、读了一半的彭浩翔的杂文、林达夫妇的系列……都是我输液时最好的消遣。报纸最方便的地方是看完就能扔掉，或者可以给其他的病友们分享；最喜欢的还是彭导的书，一来是因为港版的书比较轻，带在身上不占分量，二是文字比较短。我喜欢读小段的文字，让人轻松，而彭导的幽默又是比较拿捏到位的，不很突兀，适合病人阅读，看完心情明快很多。最不喜欢的是读了一期最新的《新周刊》，讲《南京南京》，对于病人来讲，即使不看电影纠缠那个话题也显得过于沉重，满眼悲凉凝重的眼神，黑白的色调，简直看得我无处可逃，果然那天晚上又高烧了一次。

有时候带的书都看完了，我会在输液的时候小睡一会，基本中午1点左右我就处于大脑缺氧的晕厥状态，如果是大瓶的水在输的时候，就可以眯一会，醒过来的时候正好也快结束了。